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妙龄女为嫁香港被困性奴集中营(下)

发布时间:2008-04-28T15:19:35.17

   我“嫁”到香港

    本报记者 陈 璐 “2004年6月我通过中介,付了一笔钱和一个香港人在内地假结婚,后来用探望丈夫的理由申请过两次赴港90天的签注。”电话那头的周梅(化名)说话直截了当。

    周梅,天津人,今年37岁,是记者花费了一些周折才找到的采访对象。她曾经因为假结婚,被判入狱12个月。

    “其实在香港的那段时间我都是在打工。香港人的工资高,连普通工人月薪都近万,就算菲律宾佣人,每月都四五千港元。高薪水吸引了很多人想去香港打工,我也不例外。”周梅说,“我之前在厂里工作,收入也还可以。后来单位倒了,我们下岗了,才想到走这条路的。”

    700港币的中介费

    “第一次到香港是坐飞机去的,不怕你笑话,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坐飞机。”周梅沉默了一会儿,继续说,“我记得是晚上9点左右到的香港,从飞机鸟瞰下去,一片灯火辉煌,好亮堂啊。海边的高层住宅透着金黄银白的光亮;中环金融中心的高层写字楼纷纷闪烁着属于自己特有的色彩,把整个天空都照亮了。”

    第二天一早,周梅就就迫不及待地去了星光大道。“那也是个晚上,有进行筹款演出的艺人,有在海边相拥看夜景的情侣,有自娱自乐载歌载舞的年轻人,有来自世界各地满怀新奇的游客……晚上8点30分,人们纷纷向星光大道旁的海边护栏聚集,我们也被人潮涌到了护栏边。正在疑惑之际,乐声响起,‘请大家欣赏大型灯光演出——幻彩涌香江’,只见海对面的高层建筑有如换了一件外衣,和着音乐闪烁起各色光彩。”也许是因为第一次到香港,周梅花了一些时间逛香港。

    “后来,我通过中介找到了一份工作,是到西贡私人养狗场养狗,为此我支付了700港币,介绍人将我带到目的地。”周梅回忆说,“香港并非处处高楼大厦、繁华闹市,山连山的西贡野草丛生,大树林立,只有一条水泥马路蜿蜒通到大山深处,简陋的平房依稀可见。经过一段难行的崎岖小山路后,到达了雇主的家。放下行李,我马上就开工了。

    “20多只大小不一的名贵狗和20多只名贵猫十分可爱,雇主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:‘这些猫和狗是我的命根,你要好好地侍候它们,不得大意。’”周梅工作的这个狗场和猫场各有一百多平方米,分玩场、睡场和拉粪场,每天要用漂白水清洗三次,给猫狗喂食三次,还要帮它们冲凉,冲完后用毛巾吸水,再用吹风机吹干。“狗吃的是鸡翅、鸡腿、鸡胸肉和进口狗料,猫吃的大多是海鲜。顾主有三个大冷柜,里面全部装满猫狗的食物。有一次,我在厨房里煮鸡肉给狗吃,用筷子插了一下鸡腿,想试试熟没熟,但我并没有用嘴尝,可主人在闭路电视里见到了,马上冲进来大声叫嚷道:‘你干什么?想偷食啊?’我连忙应道:‘不是,我只是看看熟不熟。’她这才愤愤地离去。

    “两天后,我辞了职。”

    “徘徊在香港街头,我深知发财梦已破灭。”周梅十分感慨。

    第一次有英文名字

    “一个周日早晨8点,我经过中环汇丰银行对面的广场,发现那里有很多很多菲佣,三五成群聚在一起。”周梅开始反思,“要不我就尝试做别人的保姆看看。”

     于是,周梅又给了中介700港币,被介绍到从事饮食业生意的家庭当保姆。“为了方便工作,雇主还给我取了个英文名字,叫MARY。长这么大,我可是第一次有英文名字啊。每天早上雇主夫妇6点出门,所以我每天5点必须起床。短短1小时,我要在他们夫妇中忙得团团转,经常是‘太太要找某条裙,先生要找某条领带,一会要帮忙烫裤,一会要帮忙找袜子……’最后,我还要帮雇主把东西提上车,看着雇主的车远去后,才能舒一口气。”

    接下来,雇主的一个18岁的儿子和一个15岁的女儿等着周梅照顾。平时他们上学,周梅要忙着为他们做早餐、准备校服。“我做的那段期间,正值这两个小主人暑假,两个小孩子要睡到中午12点,我就在等他们起床的这段时间收拾主人房间,以及打扫刚才找衣服时的‘战场’。

    “我打工的这户人家家境不错,住的是一幢有5间房兼有小花园的3层小楼,要全部打扫一遍相当吃力。

    “每天早上9点,我要到菜市场买菜。刚开始做这个工作的时候,我曾害怕出外购物,主要是怕英文交流。但后来发现香港人普遍都能以简单的普通话沟通,虽然不是那么标准,而且,到超市购物直接到货架选购就行。我后来跟街坊和店员都混得脸熟了,也就挺方便的。

    “事实上,雇主对我的工作也十分满意。在早上出门的那一小时,因为时间紧张,他们夫妇难免会向我乱发脾气,但我都默默地承受了。在挨过几次骂后,我很快就了解了夫妇俩的脾气和习惯,现在会尽量在前一天晚上就为他们预备好第二天所需衣物。”周梅补充说,“他们给的工资待遇也还可以,一个月有好几千了,但是因为我在港时间的问题,我只做了两个月。”

   第二次去香港,周梅还是选择做了保姆,“工作不复杂,而且收入比起内地好太多了。”

    但在周梅准备第三次去香港探望“丈夫”,在罗湖办理入境手续时,入境处人员扣留了她……

    从第一眼看到‘番禺’两个字,到在莲花山码头郑重地填写登船表格,我一直都很留意紧握在手里的手机反应。虽然一直都感觉自己非常平静,心跳正常得不得了,但现在想想看,那样一番举动还是能够说明当时那略微激动的心情的。

    当船慢慢行至大海中央时,手机仍旧能够发挥作用,收着来自广州移动公司的短信,提醒我虽然身已经在海上,但人还在内地这边。正当我看着海上漂浮的残留树干、想象着我和先生认识到结婚的过程,手机卡突然完全失效,没有了信号和限制服务的标志都在提醒着我:虽然依旧在海上,却已来到了另一端——香港。我好像一下子被丢进了时空隧道,一下子置身于一个无人打扰的自由状态,一个全然放松的真空时段,没有方向,也不惊恐,只是心中澎湃。

    夜色渐近,我睁大双眼向海的尽头望去,摇晃颠簸中隐约看见灯光闪烁……走下船的那一刻平静得超乎寻常,如一个老到的常来客一样从容提上行囊,走下船边,一脚踏上去!我终于触摸到了你,香港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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